“明军借水师之便，沿钱塘不断袭扰。我大军不得不分守各处，纵有十多万人马，却几乎动弹不得。”洪承畴怒道，“眼下只有将钱塘北岸坚壁清野，大军退至南人无法借舟船攻袭之处，方可复夺主动。而这些人竟主次不分，于朝堂上处处掣肘！”
这也是他苦思许久才想出的对策——将钱塘北岸百姓全部北迁百里，而清军则放弃沿岸城镇，退至离岸五六十里处布防。
如此一来，明军登陆部队的行踪一旦暴露，想要再返回船上周旋，就必须行军五十多里——大约近两天的路程——才能赶到钱塘江边。
在此过程中，他洪承畴便有了闪转腾挪的空间，不论是紧追掩杀，还是在明军归途中设伏等等，都能令清军摆脱眼前这种不利局面，找到重创敌人的机会。
但他却没想到，将此方略写成奏折发回北京，立刻遭到冯铨等人的一致声讨。
杨志和一旁揖道：“大人，据说陈阁部、吴御史甚至谭拜大人都赞同您的主张，但朝中以冯铨为首，南党之人连番以‘避战畏敌’‘献浙北于敌’‘擅弃重镇’等言辞辱您，甚至连‘勾结明人’都说了出来，当时武英殿里吵成一片。”
洪承畴长叹了一口气，思绪却飘回了崇祯朝。
彼时东林党为首，与阉党、浙党斗成一片，所有朝臣都只会喊打喊杀，伸长了脖子拼命要求前线军官主动进攻。谁的喊声敢弱些，立刻便会被敌党说成“畏敌”“卖国”而遭到攻讦，更遑论战略收缩之类。
在朝中此等风气下，统军将领只能不管兵力强弱而一味进攻，很多战役都是因此而败。
崇祯十四年，因锦州东关守将吴巴什降清，锦州被皇太极大军团团围住，锦州守将祖大寿向朝廷连番告急。于是崇祯帝派他率十三万大军赶去增援。
当时清军在锦州附近修筑了不少营垒，摆下铁桶阵。他见状也不强攻围城敌军，而是将人马驻扎在距离锦州一百多里的宁远，与锦州形成呼应之势。
而后他四处出击，在塔山、大兴堡一带反复袭扰清军，令敌损失惨重，而清军受到宁远明军的牵制，也不敢大肆攻打锦州城。
正当他步步为营、稳扎稳打的策略取得初步成效之际，崇祯却听信朝臣们说他洪承畴“不敢攻敌”“畏战退缩”之语，反复下旨要他“刻期进兵”，速战速决。
他遂向朝廷上书，表示“大敌在前，兵凶战危，解围救锦，时刻难缓，死者方埋，伤者未起。半月之内，再督决战……锦州之急！”
但便是这半个月的缓冲期朝廷也不给他，又一连派来马绍愉、张若麒等督战。
无奈之下，他于七月份率军离开宁远，在松山与杏山之间与清军展开决战。却不料被阿济格烧了他囤于笔架山的粮草，大同总兵王朴一又违令退兵，最终导致明军大溃。